近日，国际米兰夺得意大利杯冠军。 “年轻俱乐部”张康阳发微博庆祝。 江苏队前球员转发讨薪旧事，形成一道“靓丽”风景。

对于江苏球迷来说，因苏宁经营不善导致近30年信仰崩塌是刻骨铭心的伤痛。 不过，相关话题的评论中却出现了一些讽刺的声音，认为中超球队没有价值，应该解散。 苏宁不值得被指责。

这种资本至上的理念在国内足坛并不少见。 今天，笔者将从其他方面入手，探讨职业足球的本质。

被拆除的苏宁训练基地

2019年9月，升班马伯里因财务问题被勒令退出联赛，成为1992年以来第一支被逐出职业联赛的英格兰俱乐部。此后，两届足总杯冠军宣告破产。

伯里的衰落始于前任老板斯图尔特·戴伊( Day)的领导下，他是一名房地产开发商，在2013年买下俱乐部后大肆招募人才。但好景并没有持续多久。 由于房地产公司经营不善，斯图尔特无法为球队的运营提供资金，俱乐部的财务状况迅速恶化。

2018年底江苏舜天为何转让足球俱乐部，另一位商人史蒂夫·戴尔(Steve Dale)带着1英镑的债务接管了伯里，但情况并没有改善。 球队渴望在2018/19赛季以乙级联赛第三名的身份直接晋级甲级联赛，但四个月后因破产而被逐出联赛。

心碎的伯里球迷

在134年的历史中，这个老字号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几次经济危机以及20世纪80年代英国足球的黑暗时代，但最终被“最好的”金元时代摧毁。 斯图尔特·戴（ Day）和史蒂夫·戴尔（Steve Dale）被钉在了伯里（Bury）这个只有八万人口的小城市的耻辱柱上。

英国足球已经开始反思资本与足球的关系。 诚然，金元给英国足球带来了繁荣，但也动摇了英国足球的社区基础。 自1992年英超联赛成立以来，已有62家具乐部被置于行政管理之下。 利兹联、莱斯特城等幸运的球队历经磨难已经转危为安，但伯里、麦克尔斯菲尔德等不幸的球队却不得不接受破产清算的结果。

伯里事件发生后不久，2019年英国大选就来临了。 约翰逊政府承诺，政府将引导球迷对英国足球进行治理审查。 这是去年COVID-19疫情和欧洲超级联赛危机后正式实施的。 经过六个月对130个俱乐部的走访，一份长达162页的调查报告出炉。 核心主张是建立独立的足球监管机构，对足球行业实施更严格的监管，这一点已经得到政府的批准。

5月10日女王演讲提议成立独立监管机构

伯里的市民并没有继续哀悼。 2019年12月，球迷100%持股的伯里亚足联成立，会员年费为60英镑，目前拥有1600名会员。 本赛季伯里亚足联获得西北郡足球联赛北区一级（10级）冠军并获得直接晋级资格。

与此同时，一半怀旧的球迷仍然忠于原来的伯里队。 就在最近，在政府和地方议会总共拨出的145万英镑，以及居住在美国的顽固派皮特·亚历山大的捐款的帮助下，他们与原俱乐部受托人达成协议，购买了它以新成立的Est 1885公司为主体。 球队的主场吉格巷，以及“Bury FC”商标。

伯里 AFC 自成立以来一直租用附近拉德克利夫队的主场。 下赛季搬回吉格巷甚至与Est 1885合并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Est 1885倾向于基于类似德甲“50+1”的理念组建球队，这与亚足联完全拥有的目的相冲突由粉丝。 两个群体的共同点是，在经历了资本的“毒害”之后，他们都意识到了粉丝所有权的重要性。

伯里球迷自发清理已废弃两年的吉格巷

在经历了种种困难之后，这样的意识形态差异似乎不算什么，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越是认真，就越能体现球迷的主人翁精神。 伯里重生的故事未完待续……

看完上面的故事，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苏宁对阵江苏队的得失。

从商业逻辑来看，砍掉亏损严重的业务并没有什么错。 从法律角度来说，如果江苏队真的被清算，那些索要工资的前员工就无事可做了。 法律没有禁止，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应该坦然接受。 企业行走在世界上，除了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还必须履行社会责任。

管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利益相关者）”，它与“（股东）”不同，是组织外部环境中受组织决策和行动影响的任何相关方。 球迷是利益相关者，员工也是如此，英国足球治理审查是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而不仅仅是股东的角度。 对于足球这样一项社区运动来说，利益相关者尤为重要。

伯里球迷在社交媒体上指责责任人

在社交媒体上搜索“Bury”以及两位历任老板的名字江苏舜天为何转让足球俱乐部，充斥着来自Bury粉丝的指责甚至谩骂。 事实上，伯里在他们手里也不算太差。 他们已经完成了从联赛二到联赛一的升级。 斯图尔特曾经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升级，最后才得到这样的声誉。 英国球迷是不是太严厉了？

不仅仅是在英国，在所有拥有深厚足球文化的国家，老东家的破产都会带来很大的社会影响。 诚然，这些老板或许为球队倾注了心血，但哪个百年俱乐部没有经历过成绩不理想的灰暗时刻？ 伯里在英超时代一直是英甲联赛和乙级联赛的“举重者”。 表现不佳并不可怕，但失去传承才是最可怕的。 管理不善导致俱乐部破产是不可接受的。

同样，在江苏队27年的职业历史中，有多达15年的时间被浪费在低级别联赛中。 对于坚持下来的球迷来说，能够带来一个中超冠军是一种荣幸，但如果代价就是球队解散，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2008年，江苏舜天时隔14年重返顶级联赛。

公平地说，苏宁可能别无选择。 随着主营业务的下滑和突如其来的债务危机，无论苏宁是否如报道那样要求收回过去的十位数投资，2020年的九位数欠薪都将成为球队转会的巨大障碍。

苏宁和金源足球时代其他弄巧成拙的企业一样，在场外利益的诱惑下犯下了非理性的投资错误。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对他们来说或许并不是一个错误。 从“去孙天”、“去江苏化”、球迷入场管理、取消北看台套票等一系列动作来看，江苏队在苏宁的表现非常成功。 在眼里，它只是一个普通的下属部门，一切都是为了公司的利益服务的。

有利可图时大力投入，无利可图时果断砍掉。 俱乐部持续运营、推动地区足球发展的责任并不重要。 俱乐部的6个青训梯队被解散，年轻球员不得不另谋出路，其中就包括原本由省足协移交给球队的2001年龄段梯队。 结果，江苏无缘去年全运会U20年龄组比赛。

江苏球迷抵制苏宁活动

如今，不仅是金源足球受益者的本土球员、外籍球员、教练被拖欠工资，队医、清洁工、食堂阿姨等普通员工也失去了生活来源。 去年俱乐部与员工在庭外签订的还款协议尚未履行，员工作为弱势群体也无计可施。 毕竟俱乐部随时可能破产清算，他们也没有办法要工资。

苏宁也为无序经营付出了代价。 如今苏宁易购戴上了象征连续亏损的“ST”帽子，2021年巨亏432亿。

与此同时，董事张先生正在意大利驾驶超级跑车，与国际米兰一起享受冠军时刻。 现代商业社会，有些人永远不会输。

张康阳手捧国际米兰夺得意大利杯

在带领球队重新夺回久违的冠军奖杯，并以各种形式为球队注入5.49亿欧元之后，张氏父子并没有在遥远的米兰城获得崇拜的地位。 这并不是因为当地球迷排外，而是因为球队多年来遭受了巨大损失。 现在苏宁已经失去了过去的输血能力。 截至上赛季末，国际米兰的净债务高达3.74亿，财务债务位居意甲俱乐部之首。

苏宁在自负盈亏的政策下借钱维持竞争力，然后等待相当大的收购出价来覆盖所有投资。 苏宁的商业算盘，大家都清楚。 不过，当地的青金石人关心的是主队的安危，而不是苏宁的成败，因此社交媒体上讨伐的声音屡见不鲜。

当然，作为一个诞生于1986年的国际品牌，国际米兰的投资价值远非中超球队可比，也不可能重蹈江苏队的覆辙。 但粉丝之间没有区别，他们自己的信仰是更好的商品。 他们应该感到多么自豪？

去年夏天，国际米兰球迷举着横幅抗议张家人

苏宁所做的一切都符合商业逻辑，但他们缺乏的是对足球的尊重。 足协主席陈戌源在接受央视白岩松采访时，曾说过一句引来无数嘲讽的话，“足球是一项公益事业”。 这句话或许不全面，但绝对不好笑。

英美书籍《足球经济学》曾在《世界上最糟糕的生意——为什么足球俱乐部不（也不应该）赚钱》一章中做出了经典的结论：“足球俱乐部不应该欺骗自己去思考他们是BBA航空公司，他们更像是大英博物馆，一种关心公众、服务公众、同时保持一定流动性的组织。”

对于这一点，整天研究财务报表的作者最有发言权。 除了拥有大量商业价值的顶级联赛的豪门球队外，大多数足球俱乐部多年来一直在盈亏平衡线附近挣扎，更不用说估值提升带来的好处了。 投资价值。 在足球落后的国家，如果只考虑财务回报，每家具乐部都会成为股东的“负担”。

在中国，近三十年的伪职业化并没有形成真正的职业氛围和足球文化。 究其原因，除了职业足球的排名长期低于国家队的荣誉之外，观念引导也至关重要。 我们一直错误地将“职业化”等同于“企业化”，从国家出资改为企业出资，把运动队变成“工厂队”，形成了资本论的误区。

我们都羡慕日本足球的腾飞，特别喜欢讨论日本不断壮大的海外军团，但很少有人研究过作为基础的日本职业联赛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J联赛成立仅比A联赛早一年，如今两者的处境截然不同。

1993年之前，日本足球经历了近三十年的“产业队”时代。 作为企业资产，团队的生存取决于公司的经营策略，甚至老板的个人喜好。 由于公司没有义务向球迷返还福利，球迷自然对球队没有真正的归属感，群众基础薄弱。

日本足球教父川渊三郎

时任日本职业足球联盟主席的川渊三郎并没有选择进步之路。 相反，他对各种意见提出高标准，要求职业俱乐部独立“合法化”，不能由母公司点名，建立固定“根据地”深耕联赛。 城市。 这场不成熟的赌博成功了。 企地融合新理念成为吸引政商界参与的动力，申请数量远超预期。

当时的中国足协也远赴日本向日本学习。 川渊对时任足协领导人表示，日本企业投资足球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影响力，为日本足球做出贡献。 于是汲取“本质”的足协领导们选择了另一条路——企业命名，简单粗暴地给企业花钱找了个理由。 只要有钱，何必担心联赛不繁荣呢？

对于企业与俱乐部深度绑定的种种弊端，时任领导只留下一句话：“国情不同，未来会解决”。 这就是27年发生的事情……

1994年甲A联赛开幕式

钱很重要，可以买到很多东西，包括爱情，但花钱有边际效应。 达到一个门槛之后，花钱的好处就会越来越差。 而人性是很难从奢侈变成节俭的。 气泡越来越大，最后达到临界点，“轰”的一声爆炸。 回想起来，真的是小小的“中名”政策造成的混乱吗？

资本是无情的。 钱不能生钱，就只会灭亡。 这些以足球为工具的人无视足球规律，把钱花在吸引眼球而不是长远效果上，哄抬物价，失去利润后就走人。 留下来挨骂的都是“高薪低能垃圾”，没人关心“高薪”“低能”从何而来。

另一个受害者是粉丝。 在企业足球的背景下江苏舜天为何转让足球俱乐部，俱乐部没有动力去发展球迷文化。 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与母公司保持一致性。 然而，球迷热爱足球的一方却来自祖国的另一边，很难与公司形成真正的共鸣。 当公司倒闭的时候，球迷自然不会像欧洲球迷那样有动力或者财力去接手球队的财务黑洞。 相反，他们会给资本霸权一个理由说：“你看，你一个人办不到！”

江苏顽固分子只能通过舆论来支持俱乐部

监管机构也对资本的野蛮增长负有责任。 他们养育了一头他们无法控制的野兽。 英国足球在巅峰的时候可以反思自己，但每次我们只能放慢脚步。 只有当大量俱乐部破产时，我们才知道是时候限薪了，只有当房地产行业退步时，我们才知道是时候进行股权中和和多元化了。 从资本至上一下子就变成了慈善足球，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

毕竟足球这个“生意”太特殊了。 它以公益性为基础，通过商业化发展起来。 两者缺一不可。 今天萧条的“危机”未必是明天复兴的“机遇”。 疫情期间保住职业足球的火种，并借此机会重塑俱乐部与球迷的关系。 坏事也有好的一面。

曾经和张氏家族一样戴上“投机”帽子的恒大做出了榜样。 即便不顾嘲讽，用60万元的顶薪打造了球队，却没有让广州足球的名字走出去。 为了生存，昔日的中超霸主们放下心来，开始了直播卖货的副业。 这一点也不破旧。 如果这位曾经中超上座率第一的两届亚冠得主不能卖货，那将是职业精神的巨大失败。 。

广州队直播间

足球是一项群众运动，其本质在于全民参与。 人口基数庞大的中国并不缺乏热爱足球的人，但由于给予公众参与的机会太少，所以催生了具有高度优越感的“纯海外”球迷。 远距离欣赏无法领略足球运动的真正魅力，也不利于足球运动的普及和提高。 这种观众层面的巨大损失值得中国足球人深刻反思。

疫情之下，职业联盟在清源的同时也应注意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开源节流固然重要，但也不能放弃开源努力。 长期的比赛制度、压缩的赛程、低劣的比赛质量，只会将球迷越推越远。 异地举办亚洲杯并不是世界末日，而是建造的优质场馆将无用武之地。

尊重功利主义的人越来越少，尊重足球的实干家却越来越多。

结尾

作者居乐，CFA/CICPA，曾就职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及国际足球管理公司，运营公众号及播客《橙猫看球》